翻译批评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精神

近两年来，译者主体性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视点，不少翻译研究者带着为译者正名的决心发出了“走向译者”的响亮口号。对译者主体性的探寻源自于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翻译早已不再囿于单一的、静止的结果，而被视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包含原作者、原文、译文和读者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动态过程。由于理论视角和翻译观的差异，对翻译过程的划分也不尽相同，例如：张今认为，翻译过程“一般划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刘宓庆认为，“全部翻译活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分析与综合两个程序”；法国翻译学家拉德米拉尔同样把翻译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阅读-解释”和“重新写作”；释义派理论认为翻译是通过“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形式”、“重新表达”和“检验”四个步骤完成的；乔治•斯坦纳则把翻译视为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活动”包括“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部分。可以看出，无论是“两个阶段”或是“四个步骤”，尽管表述方式各自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翻译活动首先是一个理解过程，而理解的对象便是原文，也就是说，译者对原文意义的理解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因此，在对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的关注层面上，翻译批评同样必须面对意义的理解问题。

在加达默尔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有如文字这样生疏而同时需要理解。甚至与操陌生语言的人的接触，也不能与这样一种生疏性和陌生性相比较，因为不论表情语言还是发音语言总包含直接理解的元素”]。而翻译（我们在此论及的翻译均指笔译）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疏离了原作者的文字流传物。理解是翻译的基础，那么理解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客观主义解释学的重要代表贝蒂、赫施，都把理解看作重构作者原意，认为真正的理解活动是“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通过这种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的活动，本文就被解释为它的作者的生命的特有表现”，施莱尔马赫甚至主张“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然而，加达默尔对此表示怀疑，是否只有重构原作者的意思才叫理解？就算能够追溯到作者的原意，这样的复制能否代表理解的全部内涵？倘若作者的原意无法追溯又该如何？而在现代解释学看来，认识文本的真正意思或作者本来的意思简直是“理解的奇迹”，这既因为时间距离和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也因为文字的固定化使陈述的意思与陈述者完全分离，本文不能被理解为作者主观性的表现，“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意义是开放的，没有一种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通过重构作者原意而获得的，每一代人、每一个译者都必须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达默尔明确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当译者对原文进行翻译时，不管他“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所指导”。任何作品“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而这种“理解过程”就是阅读。意义并非通过揣摩作者原意就可以揭示的，它只有在理解性的阅读中得以具体化。接受美学更是强调阅读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途径”。

可以说，在传统的语言观和意义理解模式被打破之后，意义具有了不确定性，单一的意义演变为多元的意义，封闭的文本成为开放的文本，理解不再被认为是对原作者主观意图的重构，而总是被误认为独立存在的视域——过去和现在、文本和解释者——的融合过程，不同时代的不同主体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只有当读者在文本提供的文学背景中融入自身对世界和人生的前理解时，他才能“让文本说话”，即把文本中潜在的意义具体化为一种当前的意义，而这种前理解包括与读者自身的兴趣、愿望、需要和经验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的期待。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的汲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力正依赖于新的同化和解释。实际上，现代解释学把理解视为解释者历史性和主观性结合的再创造活动的观点为质疑传统译论的“原著中心论”、重新审视传统的道德批评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力量。既然所谓作者的原意不再具有权威性，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和作为创作主体的原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那么，正如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中所言，批评家“又凭什么可以掌握最高权力呢”。

我们知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承担者，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肩负着面对作者和面向读者的双重使命。正因为这样，翻译批评必须重视对译者身份的关注。当贝尔曼提出“走向译者”的响亮口号时，他首先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译者是谁？他是职业翻译家或是业余从事翻译的外语教师？他除了翻译者的身份之外是否还是进行纯粹创作的写作者？他的翻译立场、翻译方案和翻译视界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对译者身份的考察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译者在全部翻译活动中首先遭遇的身份是“读者”，一个从自身的历史存在出发通过视域融合（我们在此借用加达默尔的概念，指同时抛弃纯客观解释和纯主观解释的沟通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和实践）达到对原文创造性理解的解释者。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译者身份的全部，另一方面，他必须通过语言转换把他所理解的意义具体化，使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这不仅是译者区别于普通读者之处，也是翻译的真正困难所在，因为，“正如所有的解释一样，翻译也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17：492]。这种“突出重点的活动”表现在译者必须避免一切模棱两可的状况，由于文字的疏离性和陌生性，文本中不可避免会存在某些难以确定的含糊不清之处，而译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必须面对并克服这种陌生性、克服任何模棱两可的意义，必须在译文中清楚地表明自己对此作何种理解。可以说，翻译中所发生的理解性阅读是一种最深刻的阅读，它不仅不能避免理解所普遍具有的历史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如萨特所言，是“知觉和创造的综合”，更因为其主体的特殊身份而表现出“一种更为严重的解释学困难”。在《翻译和文字或远方的客栈》中，贝尔曼罗列出翻译中13种“使原文走样的倾向”，其中包括句法结构合理化、词语或意义明晰化、延长原文、美化原文、诗学意义上质量和数量的贫乏化、韵律的破坏等等。对于这样种种翻译的不足，任何批评者似乎都有理由加以指责，因为它们违背了翻译的“信”的原则。然而，指出不足仅仅是批评的最低层次，若分析这些倾向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可以说，除去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之外，翻译这种特殊的解释学中表现出的“突出重点”的要求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虽然译者作为解释者总可以放弃原文中某些晦涩的东西，但这对任何一个严肃的译者来说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背叛。

以对原文的理解为首要过程的翻译活动远远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通过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对话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再生，从而使作品在新的历史空间得到交流、展现、完善与延续，于是，译者，正如贝尔曼所说，“无论他是否在翻译外来作品时是否从某些批评书籍中汲取养份，他都在各个层面上扮演着批评者的角色”[4：40]。而作为批评的批评、参与了对话的对话，翻译批评与翻译本身一样也是基于前理解并等待着后理解的理解循环中的一站。在整个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者同样不可避免地首先作为解释者，基于自身的前理解对原文和译文进行阐明，而这种阐明也必定被打上历史和主观的烙印，并必然遭遇在此之后来自于其他批评者的不同的理解和阐明。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解和对所理解东西的正确解释的现象，不单单是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特殊问题。（……）理解本文和解释本文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因此，批评者并不具有某种君临译者和译作之上的权威，翻译批评的任务也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一种批评的方法或模式，它首先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历史的、开放的和自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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