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矛与盾

近年来,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中有关翻译矛盾的争论主要有翻译忠实观、科学观、艺术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个矛盾,对翻译主体提出了挑战。如何正确认识构成矛盾的各种因素,从主要方面入手加以解决,对于译者采取可行的方式,尽可能克服翻译障碍,在两难的处境种权衡得失,实现翻译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一、翻译与忠实

忠实性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那么何为忠实性呢?它是指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 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 SL)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

忠实性内涵包含以下两个面:其一是形式上的忠实(formal correspondence)。它指只从形式上考虑,为了使表达再现信息(reproduced message)的TL与表达信息的SL形式相似,力求做到词词对应,结构、比喻与原作相似。其二是意义上的忠实(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它要求文的思想内容与原文一致,在意义上没有增删更改现象。

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准,都把“忠实”放在第一位,却很少有人问过一句“为什么”? 翻译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实?译者是否可以选择百分之八十、五十、二十的忠实么?

如果我们退到起点,退到翻译活动的初衷,问题将显得非常简单。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如果说在介绍绘画、音乐作品时对原作的色彩、线条或者曲调加以改易将显得荒谬绝伦的话,那么理想的翻译也不允许对原作随意窜改。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八十、五十、二十”的选择。

作品,忠实当然是一项指导原则;但绝对忠实实乃不可能之事,任何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尤其是诗词的。这是由多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SL与TL本身的差异。各种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语音、拼写、语法等面,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的有力杀手是语言式、习惯的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等等。由于这些不同,使忠实很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将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完全地、毫厘不差地移植到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与文不可能完全一样。 其次,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举个简单例子:“fox”这个词,它的本意是“狐狸”。西人认为“狐狸”是一种可爱聪明的动物,所以在英语中,用“fox”来描写人时,它形容人的“聪明、机灵”。而在中国,人们都认为“狐狸”是一种狡猾阴险的动物,所以当我们使用“fox”一词时,多用来指人“阴险、狡猾”,这是由于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接收偏差,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忠实。再次,民族心理特征的差异。各个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状态。西方人写作时风格直率、坦诚,不绕圈子,这也与他们豁达的性格有关。而中国人则偏向于细腻、委婉的风格,作品耐人寻味。因而要把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融合起来,绝非一件易事。

如何达到客观上“忠实”与主观上“忠实”之间的统一或者尽量统一是翻译理论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人们为此付出许多努力,可它总比想象中的更为困难。作为主观姿态的“忠实”之所以具有价值,就在于它必须向作为客观标准的“忠实”靠拢,使两者尽量重合,使阐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理论上说最好的手段便是科学。

二、翻译与科学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翻译中的科学与绘画、音乐中的科学并不相同。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仅以前者为例:尽管绘画当中也包含不少科学成分,但总地来说它仍然是艺术。其中的色彩调配、画布光洁度等都是纯物理性质的现象,甚至画面各部分的比例、明暗与色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分析,但这些并没有使其成为科学,因为最终决定一幅画成功与否的,是画家笔下的艺术创造能力。而翻译中的科学以实现“忠实”为其最终目标,因此不承认自己只是艺术的附庸,而要求占据统治地位。它实际上相似于科学家为了防止秦俑出土后色彩脱落而作的努力:他们研制出一种药水,一经喷射,秦俑的本来色彩即可保留,在这里任何艺术的手段,任何创造性的想象都可能扭曲原貌,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思考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尤其,“翻译的语言学情结”这―提法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翻译与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艺术味很浓的传统译论中,也时时可以见到科学精神的踪迹。当然,只是到了现代,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才真正有可能打出翻译科学论的旗号,才真正有可能把侧重点放在科学的基点上。“等值”、“等效”之说与艺术论的分歧,并不在一个“等”(equivalence)字上,而在于它们把科学精神贯彻到整个翻译过程中去。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翻译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变得越来越精细、严密,越来越朝着规范化、可操作性的方向发展。

彻底的科学化如果可能,将导致一个唯一可以接受的译文,该译文将可以经受起反复回译的考验。然而科学论,不管开始时它多么满怀信心,却终不免陷入深深的困惑。一方面,它确实做了、并将继续做出有意义的工作,尽管有人斥之为“死胡同”,人们仍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它越往前行,目标就显得越遥远,道路上的障碍也就显得越来越难以逾越。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仍在于前面提到过的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

三、翻译与艺术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恐怕可以套用―句话说,是“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确实是“接受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假设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其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单词总是某―具体的个人使用于另一人。而这个实际环境将决定、转变其意义”。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

如此说来,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艺术,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假如条分缕析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只有付诸于再创造。

四、翻译矛盾辩正观

出于对翻译基本矛盾认识的不同,不同的翻译学派对类似于“忠实”与“创造”,“科学”与“艺术”等矛盾的看法也会有异,在理论观念上也可能会偏执于矛盾的一极。对此,孙致礼也又同样的看法。在《文化与翻译》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以前,人们常说我国翻译界存在两大流派: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前者强调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因而把“传神”、“入化”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后者则将语言学的某些理论运用到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上,要求译作与原作‘等值’、‘等效’。”(孙致礼:516)这种矛盾在很大,源于不同学派对翻译基本矛盾的不同认识与理解。许钧在《翻译论》中这样写道:“那么,何谓翻译的最根本的矛盾呢?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如下几点:一是翻译所提出的,有理论层面的悖论,也有实践层面的矛盾。二是有关翻译的诸矛盾,有主次之分,即有基本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三是对这些矛盾的研究,需要以一定的翻译观为基础。四是我们主张以辩正的观点去看待与分析翻译矛盾。” (许钧:262)因此,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翻译的矛盾,采取可行的方式权衡得失实现翻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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