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名翻译：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吗？

在通知发布之前，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在编辑加工中遇到此种情况时，也默认了作者的外文直接使用而不做处理，而如新规已快一年了，处理学术著作中的外国人名便成为编辑在处理此类著作时重要的工作。现将工作中处理外国人名汉译的心得总结如下：

一、外国人名不译更符合文化的包容与传承

当电视里第一次出现“全美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的声音，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不就是是NBA么？当第一次听说美国什么什么骆家辉，心里总摸不清，这名字怎么冒出来的？hold住是神马？iphone是何东东？不知为了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而把外文人名译成中文算不算太狭隘，但当在一本学术著作中原汁原味儿的老外名字被译成中文后的符号化之后，感觉，有必要非得都译么？依我看，常见的人名译了也罢，相对陌生的还是直接使用原语言吧。要么就安分地均注原文，做好索引，在这个追求效率的年代，想来，做这个的功夫要比写书还要难了。而专业读者看着那蹩脚的人名，恐不知所云是何人。

记得几前年淘得一本G.P.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张契尼生前读过的书，因为张契尼早年做过《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又是少有的翻译家，因见多识广，便多是述而不作了，一本学术专著也没出。翻开书满满的是先生对此书翻译质量的不满，外文人名尤甚，如先生批“为什么不把原文人名写出来，莫明其妙”“真气人，就是不列原名，即此一端，可见编辑工作之差”“人名，原文不列，实在可恨”。如果不是张先生这样的大家，估计真正读明白些书的人太少了。如果放到现在，这本书按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编校质量肯定不合格，但此书60余万字，却蕴含10余人的心血，译稿来之不译。正如编后记所说“译者耿淡如教授学风严谨，对译事不惮其烦，反得修改，不幸未竟其功而去世……世界历史研究所卢继祖同志赓续其事，再作校订，不幸她校了九章后，因病逝世……又承世界历史所的同志……”，对此张先生感叹：“译校二人未竟其功而去世，可见译事之难”，对最后一句的“……难免仍有纰漏，请读者指正”的客套话，张批道“谬误甚多”“不是难免，而是太多”，看来翻译工作比写书还要难，人名汉译不是上策。

二、作者处理为首选

有时，编辑工作要求统一，细想有些时候统一当不是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出现“一刀切”，中外文人名混用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在学术界共知的和有必要译的译为上策。

遇到行文中的外国人名未译为中文时，编辑的第一反应是与作者沟通，要给作者讲清楚我们的出版规定，并不能因为全球化趋而破坏本民族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使用本国或本地区通用语言文字也是国际惯例，正如在英美等国使用英文出版图书时，行文中并不能夹带汉字一样。最好能在作者动笔之初或交稿之前将此要求告知。作者之所以直接使用外文人名多是源于对该领域的外文文献的引用及研究，他们会认为外国人名的直接使用会使论述更加直观，更有利于专业性的表达；并非是没有能力将其译为中文。作者对文中涉及人名的熟悉会使翻译工作更加高效和准确。如作者认为直接使用中文译名会使影响论述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可以在中文译名的后面以外文人名加括号的夹注形式处理，如该人名再次出现时便应直接用中文译名。

从编辑的角度来讲，作者处理会节省编辑加工中的很多精力，以便关注著作本身；也不会因为编辑对该领域人物的不熟悉而使译名有学术上的偏差。

三、译名应符合规律

外国人名应该有中文译名，大多数是依发音译成的，但这个中文译名应符合规律，也就是要统一、要应尽量沿用国内的固有的译法、要认识到译名的复杂性。如果是国际上的“头面人物”通常看看外交部门的“官方译法”就可以了，例如克林顿、斯大林等；有的工具书也作了一些统一的工作，如新华社译名室编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外研社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这些工具书是否统一和全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工具书会解决大部分的译名问题，但英语姓名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针对具体的人名时，我们也应注意其复杂性。例如在欧洲不同语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译的时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语译出。如， John来自希伯来语，原意大概是“Yag us gracuiys”。在欧洲其他语言里，与英语形式最接近的是德语，作“Johann”或“Johannes”；汉语“约翰”这个译名，其读音正与德语相近，而与英语相去甚远。它还经常以昵称“Hans”（汉斯）形式出现，而且这个昵称也经常被用作正式教名。[1]再如，笔者编辑的《管理会计在中国：成本计算方法、成本管理实务和财会职能》（杨继良、姚祎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作者为美国人瑞夫·劳森（Raef Lawson），“瑞夫·劳森”的译名是编辑按规范的译法处理的，但本书的译者杨继良先生和作者本人熟稔，他说Raef Lawson的上代是阿拉伯人，后入境随俗，作者本人说他愿意被读成“雷夫·劳森”。类似这些情况有很多。

四、注意外国人名的源头

作者译好的外国人名，也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作为编辑应认真地综合判断作者的译名是否正确，尤其注意汉语言被译为英文后的“回归”问题，避免犯低级的错误。如：安东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2]这里孟子居然被译成了门修斯。这就是编辑的综合判断能力出现了问题，继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中文人名被译为英文后的“回归”，孟子一例还是比较特殊的译名，除了中国人到国外起了一个外文姓名使用外，大多数还是符合中文的发音的。

欧美出版物中，遇到中国人的姓名，比较方便处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音译”是标准译法，也就是“汉语拉丁化”，或用护照上的统一译法，因为护照上的英译，是不容许随便改的，只有在加入外国国籍时可以更改一次。但就是这简单的汉语拉丁化，也会有诸多不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用的是“韦氏拼音”（现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还在用它）。所以中文姓名译成英语，大陆用标准的拼音，但如果出生在台湾地区，他的拼音就不完全相同于我们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是不一致的）。许多广东、福建人，早年来去欧美等国，姓名的英语拼法按他们的地方口音，如“陈”姓被译为“chan”。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的姓名都是自己译成英文的，如前文提到的杨继良先生的“继”被译为chi。所以遇到外文中的“汉语人名”时，回归成中文人名时还是应该谨慎。还有像日文、朝鲜、越南等国人名，写成英语是他们的“读音”，但他们是用“汉字”写名字的，译者、编辑如果不懂日文等文字，必定出洋相。

五、译名个别现象的处理

对于很多外国人有中文名字的现象也是编辑在处理外文译名时要注意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有著作中将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的笑话，这就需要编辑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认真的态度，如在编辑的一部著作中涉及的Gary Biddle是香港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作为编辑就要有意识地认为此人应该有个中文译名，多方查找，原来Gary Biddle的中文名字叫“白国礼”。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的刊物发表作品后，在有些文献的注录及转引中会出现有姓无名的现象，如在一篇述及会财务会计方面的著作中出现了“Tang & Li认为……”的行文，问及作者，作者反馈的信息是，因参考了国外作品转引的文献，并不能判断是国内哪两个人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此时作为编辑就要首先判断，这应该是会计界汤姓和李姓的两个中国人，可以从第一作者下手，会计界有名的是“汤谷良”和“汤湘希”二人，联系到作者确认一下，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是一问便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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