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

普遍语用学的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将言语现象作了双重结构的划分，即施为层与表达层。这种观点对翻译活动有很大的启示性。因为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行为，因此也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且是更为复杂的言语行为，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交往，首先是现实文本中的交往，即作者与译者的交往层面，其次是观念文本中的交往层面，即书中主人公间的交往关系。在每一层面的交往中又可以区分出主语句与副语句，即非言要旨(语旨)与语言表达层面。在现实文本中，作者的非言要旨即他的写作动机与意图。表达层面则是他的作品本身。所以，他的表达层面(即作品)实际上就是他的情感倾向与立场、观点的表现和价值判断与选择，借助观念文本中的主人公来表现出来。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只关注语言表达层面而宜判“作者的死刑”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文本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品虽是一个客体，但它是主体化的客体。著名文论学家巴赫金曾指出:“作者是惟一积极的组织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心理学所指的意识之中，而且存在于有稳定价值的文化产品之中。同时作者的积极反应表现在对整个主人公的积极观照中(这一观照的内容又受到作者积极反应的制约)，表现在主人公的形象中，表现在展示主人公的节奏中，表现在语调结构及对诸多涵义因素的选择。”也就是说，观念文本是来自于现实文本，是作者将取材于现实世界的素材经过他的组织加工变成了艺术作品.他本人也整个地体现在被创造的产品之中。结构主义文艺理论把作者完全放逐，认为作品一旦创造出来就完全脱离作者，甚至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离，封闭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当然，语文学式的研究将重点完全放在作者的生平、经历等进行传记式批评的方式也失之偏颇。我们在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交往理论为指导进行翻译学建构时应避免这两种倾向，首先应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活动，即与作者的一种平等对话和交流，要尊重原作者的意向性，尊重他的情感表达与价值观念。这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也是对他文化的尊重，因为文化交往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是以自己活动和行为确证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地位的。如果我们歪曲或篡改原作，实际上，不仅是不尊重作者本人，也是不尊重其文化。这在西方一些译者身上常有体现，他们自恃文化的强势而任意篡改其他文化中的原作，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立场强加于原作者。这是不合理交往的典型例证。

在第二层面上，主要是主人公之间的交往。这虽然是观念性文本中的交往，也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为背景和参照的。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还原法来检验并通过语言表达层面深入到非言要旨层面，对主人公作深入的理解。同时，在第二层面的理解中，我们不能忘记第一层面同它的关系，认真探讨作者与主人公间的关系，因为虽然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并不相同，但他们始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主人公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而且首先在认识伦理上，受到作者评价和界定，而这一点渗透到了纯审美的、最终完成作品的形式中去。”也就是说，文本中的人物关系、对话、描写等虽然有着主人公的非言要旨，但又无不与作者的非言要旨有关，是作者意向性以不同形式的表现。所以第二层面的观念性文本始终是服务于第一层面的现实性文本的，也是以它为基础的，任何把观念性文本孤立起来或封闭起来的做法都是有违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的。

对于不同语言表达形式与语旨的关系，哈贝马斯用主题化的方式将它们加以区别并提出不同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这都对名译活动提出了指导性原则，如表示事实之呈示的表达式是断言式，表达内容在这里被主题化了，而言说者交往关系则处于隐蔽状态，对于这类表达式我们应采取的交往态度应是认识式的客观性态度，普遍有效性要求应是真实性;在表示合法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式语言表达是对话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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