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作为北大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对于翻译。颇有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学习俄语之前。王智量的大学专业其实是看起来更“高大上”的法律。出于对俄国和俄国文学的浓厚兴趣。他主动向校长胡适申请转系。开始学习俄语。当时。为了购买一本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没有闲钱的王智量只能把身上的西服上衣卖掉来买书。这件在其他人看来有些心酸的事。王老先生在现场回忆时神情却透出满满的得意。“我卖了好多钱”。在他看来。能用一件衣服换回一本心爱的书。就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 《叶甫盖尼·奥涅金》。多少人读过那句“老天爷把习惯赐给我们。让它来给幸福做个替身”;或者为达吉雅娜怦然心动过:达吉雅娜瞧着。视而不见。她厌倦上流社会的纷乱;她在这儿气闷……通过幻想。她正奔向田野。奔向家乡。奔向穷苦庄稼人的身边。那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小河…… 这些文字。都是在智量先生人生绝苦之境写下的。他在山里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劳作时想着念着他的普希金。夜晚回到屋里。记在各种碎纸片上。报纸边、香烟壳。凡能写字的都是他的笔记本。不过即便是播种、夯土这样的劳作。王智量也能找到独属于他的快乐:“我一边在那踩。一边心里就想到那个诗的韵律。这样一天下来劳动也不累。诗还翻译得很好。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王智量找不到记录的纸张。只能将白天想了一天的译文写在空白的报纸边上。几年后回到上海。正是这样一堆看起来犹如“废品”一般的草纸。组成了他第一版《叶普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初稿。 看着王智量老先生回忆这些往事时流露出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不少网友感叹:“从来没见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能在回忆那段时光时那么开心。能将苦难转化成快乐。老先生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让王智量翻译之路受到阻碍。笑谈往日艰辛事。那乐观的笑声更让人心疼和感动。1958年。《奥涅金》刚翻译到第二章。他被划为“右派”。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他躺在棺材内。棺盖上还压了一本《奥涅金》。 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回忆自己回到上海前的那些细节。分明是深切到无法释怀的痛与泪。他却笑着说: 回到上海。王智量和两个孩子还有父母住进了兄长安置的屋子。最艰难的时候。他在街道小厂搬运钢板、在黄浦江边扛木头。靠打零工贴补家用。一天重体力的收入一块四。 有时还靠兄嫂接济和典卖家当熬日子。或从菜场拾菜皮、买碎米充饥。孩子太小不懂事。粗陋的饭菜一端上桌就被他们一顿狼吞虎咽地吃完。王智量和父母常常相视一笑。而后就这样饿了一夜。 但他仍然每天早起晚睡。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初稿完成后。为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领略普希金的魅力。他总是琢磨着如何将原诗的节奏韵律更好地传达出来。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十遍。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笔名“智量”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是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其中有句话。“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那何尝不是王智量的写照。 春回大地。1978年。经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努力。王智量破格成为正式教师。那一年他50岁。1979年。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从北大老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变成做体力活的工人后。已去20年。王智量重新走上大学讲台。讲俄国文学。讲《奥涅金》。并用充满激情的俄文朗读。 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窗外大雨滂沱。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生活的万般清苦从未让他觉得难过。翻译是不求回报的。译者毅者。每一个译者都是用毅力解读每一个文字。只为了自己的追求和责任。为每一位译者鼓掌。希望每一位文字工作者都能保持初心。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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