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翻译中的特色操控

诗歌翻译是一个对原作词语、诗行、篇章、形象、形式以及审美特色等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操控的过程，它突出地体现出译者主体性的诗学功能。诗歌翻译不是对原作表面形式的模仿，“形似”不是行数、音节数（字数）、韵律以及节奏等方面浅层意义上的对等或相似，而是要在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中去能动地创造出最适于再现原作思想内容的全新的形式，以达到深层意义上的“形似”，因为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各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诗歌译者不是一台没有生命的被别人操纵的机器，而是要操纵原作的主体，是一个特具气质和才思的诗人，是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壤、滋润的雨露和温暖的阳光，能让原作这粒种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自然发芽成长，从而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

1． 词语特色操控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中词汇的意义组合、感情色彩、语法功能、文化内含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看似简单的诗歌中词汇的翻译极具挑战性。

2． 诗行特色操控

诗行颇具特色，与诗句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一个句子可能就是一个诗行，也可能一个句子分成数行或几个句子形成一个诗行。两种语言中除了因句型结构不同可能导致诗行长短或诗行数目有别之外，简短精练和繁复重叠之间有限度的转换也会对诗行产生影响。

3．篇章特色操控

由于思维模式、文化背景和艺术审美的差异以及谋篇布局的特殊需要，译者有时要对整体篇章加以操控。诗歌创作是典型的形象思维，语言跳跃不羁，时空转化不定，情感变幻不测。看似毫无规律可寻，但诗的整体意趣总会存在于字里行间；因为不论怎样飘忽浮泛，表层的形象思维总要有深层的逻辑阐释作为理解的基础。

4． 形象特色操控

诗歌中形象的运用比比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相同或相近的形象会附带不同的感情色彩或产生不同的联想。译者如果忽视文化差异，一味忠实照搬原来的形象，那么译品必定是索然无味，甚至不伦不类。形象特色操控的成败，也是决定译品优劣高下的因素之一。

5． 形式特色操控

诗歌这种文体有其特殊的形式，行、小节、节奏及押韵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格律诗甚至对音节或字数及其读音方式等还有格外严格的规定。诗歌翻译评论中，除了“神似”之外，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形似”了；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是一种特别讲究形式的文体，而两种语言中诗歌的“形”有时会存在巨大的差异。

对于“形似”，普遍认为就是小节、行、排列模式、音节或字、音步或顿、韵式甚至句型等方面在两种语言间对等或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姆斯(Holmes, 1970)对形似的判断就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诗歌在不同的文字系统之间不可能有完全对等的形似，译者是无法保留形式的。”

与这种传统的观念不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形或形似加以重新阐释，以便译者作为主体对形式加以操控。一种语言中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往往具有特适性，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各自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因此，译者的任务不是被动地模仿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是能动地对形式加以操控，亦即在另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中去创造最适合表达该内容的崭新的形式。从浅层意义的形式上看，译品与原作可能不相似或不相等；但从深层意义的“特适性”上看，却又是形式的对等或相似。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形似”是可以做到的，因而霍姆斯的判断又是不合逻辑的。

6． 审美特色操控

诗歌的审美情趣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中更会有千差万别。在“美”的提下，译作与原作的表现手法会有所区别。

事实上，诗歌翻译是一个综合的操控过程。各个方面的操控有时会互相重叠、混合甚至难分彼此。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译者对原作来说是读者，而对于译作的读者来说又是诗人。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气质及才思，方能作为主体用目的语创造出最适合原作内容的全新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译者是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壤、滋润的雨露和温暖的阳光，能让原作这粒种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自然发芽成长，从而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这种操控过程就是译者主体性的诗学功能的体现。我们盼望着这种诗学功能的发扬光大，我们期待着“开诗歌翻译一代新风，创神形兼备双语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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